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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郑奎城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议案，在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代表的各级公共卫生机构“硬件”建设得到明显改善情况下，作为“软件”之一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及其素质已经成为制约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郑奎城指出，公共卫生人才的现状存在多个问题：首先，政府长期投入资金不足。其次，公共卫生队伍存在人才断层、青黄不接的现象。此外，公共卫生人才工作机制有待完善。
对此，郑奎城提出了6点建议。 一、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应加强组织领导,根据实际情况，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制定各级公共卫生人才发展规划和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计划。 二、加大人才培养经费投入力度。大幅度提高以科研立项、定岗培养、学术奖励、对外项目合作、重点学科建设等方式对公共卫生投入的经费，用于专业人才的培养。 三、大力实施人才引进计划。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才引进计划，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吸引人才。以人才带动学科建设，以人才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四、打造更加丰富的人才培养平台。建立学科带头人考核机制，要求学科带头人积极开展学术研讨、专业辅导、专题讲座、技术指导等活动，带领整个学科团队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并辐射相关学科群的建设。 五、以科研项目带动人才队伍培养。在科研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培养和选拔新型拔尖人才；在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中，加强与国内高等院校的密切合作关系，选送人员进行学历深造和专业进修；加大与国际有关机构的合作及学术交流，通过各类形式的国内外合作交流，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进一步提高人才队伍的学术层次。 六、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完善岗位激励机制。建立以工作业绩为核心，以品德、知识、能力、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卫生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利益分配激励机制，贯彻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扩大单位内部分配自主权；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建立量化绩效考核体系，做到责任和权利相统一，贡献与薪酬相一致，个人收入与单位效益相协调；给予优秀人才培养对象相应的福利待遇,从而充分体现知识价值，并给予精神上的激励,如表彰、宣传优秀人才及其业绩。
最后，郑奎城强调，要以用为本、提高效能，不拘一格用人才。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建立健全“能者上、庸者下、以人为本，用人唯才”的用人机制和人才公平竞争、绩效评价机制，以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实行按需设岗、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科学考核、合同管理，为有才干、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才提供一个能充分发挥才干的空间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2.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出现盲目使钱或有钱不会使 “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5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35元提高到40元，由于该项目资金总量大、涉及范围大、受益面广、实施主体和资金流通环节多，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郑奎城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要达到“惠及于民，造福于民”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项目科学合理的管理。 国家财政部、卫生部于2010 年出台了《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按规定使用补助资金，根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成本补偿参考标准，将补助资金用于相关的人员支出以及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所需必要的耗材等公用经费支出；不得将补助资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配备和人员培训等其他支出。郑奎城代表指出，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管理的相关政策规定不够完善。 这些政策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说，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所需必要的耗材等公用经费支出，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不够明确具体，没有开支标准；而且这些政策限制过多，经费使用政策指导偏少，许多项目按规定都不得开支，造成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经费沉淀。”郑奎城代表说，现在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出现了盲目使用或有钱不知怎么使用的局面，导致财政部门认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用不完”，而卫生部门认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不够用”。
郑奎城代表还谈到，当前公共卫生经费来源于财政拨付，但财政拨付经费时间与工作开展时间不一致，也严重影响到公共卫生工作正常开展和进度。“根据我国财政拨付的相关规定，通常在预算执行年度的经费需要到当年度一季度结束后才能获批，甚至有部分需要到下半年度才能获得批复。”
郑奎城代表认为，当前公共卫生经费分配还不够合理。目前规定基层医疗机构才能使用基本公共卫生补助经费，而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业务指导工作的机构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等部门，既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又承担重点人群公共卫生业务指导和综合管理职能，却没有分配相应的经费。此外，按辖区常住人口补助经费，没有考虑重点人群的需求及地区间差异，如辖区的流动人口，未列入经费补助范围，工作经费有缺口；山区偏远乡镇人口居住分散，公共卫生工作难度大，只按人口数量分配经费，没有考虑人口分布区域，导致经费不够使用；又如城市常住人口中大学生占40%，不需列入管理和服务，但经费却分配过多。
为此，郑奎城代表建议：
国家要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完善公共卫生项目经费申请、使用、评价制度，规范和指导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使用，以提高经费拨付及使用的效率。同时，根据项目资金所要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把服务内容与项目资金挂钩，钱随事走，合理切块、分类打包。
“建立按服务分包，比如说‘疾控包’、‘妇幼保健包’、‘卫生监督包’、‘项目管理包’等，按一定比例安排疾控、妇幼、医疗机构的经费，用于开始业务指导、管理、培训等开支，同时充分考虑辖区人口、地理、经济条件等综合情况安排经费，使其事有人管、管有经费、避免资金沉淀或人为挤占挪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 郑奎城代表说。
同时，郑奎城代表还提出，要进一步健全项目质量控制和目标考核评估体系，可探索性地开始公共卫生绩效评价工作，一方面根据不同的公共卫生项目设置不同的考评指标，对单位、对人员实行差别化激励；各级卫生主管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项目执行进度、工作开展、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专项检查。
3、控制慢性病事关全民小康，经济效益巨大 慢性病医疗费用的迅猛增长，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都不堪重负，何况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将严重削弱经济发展的成果。”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郑奎城赴京履职时带去了“加大慢性病防治经费投入，遏制慢性病上升势头”的建议。 慢性病病程长、流行广、费用贵、致残致死率高，将成为人类死亡和残疾的头号杀手。郑奎城表示，随着社会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慢性病发病人数快速上升。目前，我国每年约960万死亡人口中，85%死于慢性病，脑卒中、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是前四位死因。我国现有2.6亿高血压患者，9700万糖尿病患者，1.2亿肥胖人群及3300万高胆固醇血症患者，慢性病导致沉重的疾病负担，约占我国总疾病负担的70%，慢性病正在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并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负担，是群众因病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保护健康就是保护生产力。郑奎城认为，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江苏省考察时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不断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 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证明，60%的死亡与慢性病有关，70%的慢性病可以通过预防来控制。郑奎城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在“预防慢性病，一项至关重要投资”的资料中提出，发达国家慢性病干预成本效益比为1：3。国内慢性病防治项目研究结果显示，每投入1元人民币产生的效益为4.98元。慢性病干预的投入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果，干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我国目前还缺乏慢性病防治投入保障机制，存在重庆医科大学轻防使慢性病防治经费投入比例失衡问题。郑奎城认为，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提出要坚持“预防为主”,但在现实中公共卫生并没有得到优先发展，据原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测算，2011年卫生总费用中公共卫生机构费用仅占8.09%，而同期医院费用却占卫生总费用的61.98%，整个社会都存在重庆医科大学轻防的倾向，大量经费用于医疗部门基础设施建设、高新设备购置和疾病的晚期治疗，而用于慢性病预防的投入很少。新医改五年来，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累计投入不少资金，但没有把慢性病防控放到重要位置。 此外，政府对慢性病预防工作的经费支持力度明显不足，承担慢性病预防工作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慢性病防治经费不能满足防治任务的需要。近10年间，我国的慢性病预防控制领域经费投入虽然逐年增加，但主要以中央补助地方慢性病防治项目经费为主，地方财政在慢性病防治上的经费投入依然偏少。 年，全国疾控机构慢性病防控能力调查结果显示,各级疾控机构中慢性病防控工作经费占疾控业务工作经费的比例均处于较低水平，全国平均为2.7%，省、市、县分别为2.8%、2.2%和2.9%。大多数疾控机构没有常规工作经费支持，仅仅依靠项目经费开展工作任务。目前，大多数疾控机构都存在财政保障不足，迫使各级疾控用“创收”解决人员和运行经费短缺问题，其结果是使防控疾病的能力受影响，也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郑奎城建议：提高对慢性病预防控制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对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经费投入并完善投入机制。他建议，各级财政应设立慢性病防治专项工作经费，保证各级疾控机构、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开展慢性病防治公共卫生任务的经费投入，按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应增加慢性病防治专项经费投入比例；调整医保付费机制，研究改进可用于医保支付的预防性服务项目，增加慢性病防治门诊报销比例，建立常见慢性病医疗保险的门诊统筹机制，为慢性病防治提供经费保障。
4、加强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病理研究室主任孙建方委员在接受采访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外来人口成为一支推动各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回避的公共卫生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又无形中演变成了医患纠纷。因此，加强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对于减少医患纠纷也十分重要。
孙建方委员进一步剖析说：“目前，我们的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所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面临挑战。流动人口接受艾滋病、结核病、性病等传染病防治健康教育率不高，大多只能通过广播、电视、宣传栏获得，社区定期举办的健康教育讲座基本不参与。近年来，流动人口的肺结核、艾滋病、乙肝的发病率明显上升。 二是流动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水平与户籍人口有差距。流动妇女孕期在户籍地与打工地之间迁移，很少主动进行孕产期保健，在接受妇女保健服务如产前检查、妇女病普查、住院分娩、产后访视等方面均低于户籍人口。 三是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和健康保健不到位。流动儿童因随父母经常搬家或返回户籍所在地，或因计划外生育，不能及时建立儿童保健手册和计划免疫接种证。甚至出现无预防接种证、无健康保健手册的现象，导致儿童健康保健和预防接种的空白区，给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传染病疫情发生带来了巨大隐患。 四是流动人口职业安全防护可及性较差。用工企业除了个别大型国企定期组织派遣人员体检、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其他企业极少组织健康体检和职业病防护知识的培训。输送劳务派遣的企业主类似于包工头，只招集人员进企业，不进行岗前、在岗与离岗体检，不提供职业安全防护设施，不组织职业安全防护培训，同时用工企业又以非单位职工不安排相关职业安全保障。
对于上述问题，孙建方委员建议： 一要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 二要完善流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 三要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5、乡村医生是中国待遇最差的职业 今天的乡村医生，工作辛苦、报酬低微，生存艰难，难以维持生计。为了做好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乡村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必须提供乡村医生的待遇。但是，目前乡村医生的待遇，令人担忧，乡村医生难以维持生计。因而，我（袁维萍）希望在2015年的政协会议和人代会议上，肯求两会代表能够关注一下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能够提一些改善乡村医生待遇和发展的提案，搞好乡村医生的队伍建设。
（来源：公卫人论坛 www.epiman.cn 2015-03-14）